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州郡甚至设置了“送故主簿”这样专门负责接待的官员。本朝明文规定“凡点检或商议公事、出郊劝农等，皆准公筵”。
其实，按规定的标准做好接待工作，是公务活动的保障，本应无可厚非，问题是不按标准接待，而是竞相攀比，排场越搞越大，于是惹得怨声载道。
公务接待在历朝历都是地方官们心中永远的痛。公账上也没有公务接待的预算，哪来这么多钱开销分摊呢？讲实了，不外乎是向民众加征加税、争取“自筹经费”或说预算外资金。说白了，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官”。
比如某知县便写信给朋友说：现在已经知道人生作吏甚苦，作县令尤苦，比牛马还不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上官如云，过客如雨”，来来往往都要县令早晚接待。
那么，公务接待中，上级最看重的是什么？答曰“现金红包”。而这个“红包”一般有三个名目组成：一是“程仪”，即车马费；二是“折席”，即宴饮费；三是“跟随”，即送给仆从的辛苦费。
又比如，杭州城极为繁华，因此大定朝廷派赴该路的监司，大多在城内设立办事处，这个去了那个又来，以至杭州政府得专门安排一员副职陪他们吃喝玩乐。苏轼任杭州通判时，就扮演过这个角色，因为不胜酒力，疲于应付，发牢骚说杭州通判这个差事是“酒食地狱”。
由此可见，基层官员应付公务接待、疲于奔命时是非常痛苦的。为了减轻这种痛苦，官员们各出奇招。苏轼在任地方官时，一旦遇到公务接待的宴饮，都要召歌伎来，让赴宴的领导的注意力都转移到“女伎丝竹之声终日不辍”上，自己趁机休养精神。
其实，大定官员公干外出，受专门的“馈送”“迎送宴会”等法令法规约束，违反者以违制、违令、违法论处。如宁宗嘉定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令：“诸路应差官吏，须择清廉介洁之人，除批券之外，其余馈送并不许接受，比以赃论”。尤其是大定所设名为“监司”的监察制度，既要监司监察州县官，又担忧监司与州县勾结营私，因而制定“监司法”对监司履职巡察制订种种约法。为防止监司利用出巡之机贪污腐败、骚扰百姓，朝廷对其所带随从仆役、州县逗留时间以及生活待遇等都作了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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