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其时的房屋换手率极高。简单点说，“市场经济”活跃了全国的商品流通，也势必会造成“超大城市”的出现；而人口过于集中在某地，但凡手中有些积蓄的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在某城市中拥有一套自己的房产，以此来证明自己在此地的“存在”。
这么想的人多了，此地房屋必然供不应求，也势必会推高“房价”；“房价”高了就又会回归到市场经济中，简单点说，就是会顺势出现以“房屋交易”来从中牟利的商人。大定所谓的“市场经济”当然不会有各种完善的监管制度，既然没有监管，粗旷式的市场肯定也会出现很多“囤地捂盘”的恶意牟利行为，这就又间接推高了大定房价。
其实早在国朝初期也曾出现过“应典卖，倚当物业，先问房亲，次问四邻，他人次得交易”的法令，但诸如《定刑统》这类遏制房价的法令也只是间隙性实施而已。京师汴梁的一套比较上档次的房屋标价至少万贯以上，而一套相对普通的房屋，最低标价也在一千三百贯钱。到了此时更加离谱，一套规模比较大，庭院比较宽敞的房屋价格竟然直接飙升到数十万贯。这样的价格不仅超出了一般老百姓的购买力，甚至普通的有钱人也望而却步。既然这么多人都买不起房子，那么“房屋租赁”业务就被推向了市场经济的最前沿。
虽然也有一定“遏制房价”的措施，只是比较简单而已。朝廷不再给官员分配房屋就是其中的一条法令。但这对于疯涨的大定房价来说只是杯水车薪，高房价没并有得到有效遏制，却害苦了众多在京城为官的人。苏辙在京城官拜御史中丞时，说起来也是位高权重的人物。可就是这么一位在京城颇具影响力的大人物，也不得不在京城中租房子住。直到后来才下狠心买了一套普通住宅，其费用还算是比较低廉九千四百余贯钱。
上到丞相下到地方官租房而住的情况十分普遍。除了官员租房之外，还有很多的人群也是拥有不同的租房需求的，备考考生便是其中一大消人群。
每近考期，由于省城汇集了成千上万的考生，供需极不平衡，房租也跟着暴涨，尤以地近考场贡院的房屋为甚——“其诸处贡院前赁待试房舍，虽一榻之屋赁金不下数十楮。”
贡院附近的房租都不便宜，对贫困考生而言，就只有住在条件较差的荒凉的地区，有的还是凶宅。
除旅馆外，寺院也是重要的安泊地方。寺院多为幽静的读书静心理想之地，吸引着读书人栖身其间。就人数而言，应试型群体占大多数，寺院良好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考生产生了积极作用，他们在入仕后也会回馈寺院。
不差钱的冯家在冯过赴省城乡试一事上极为着重，不出意外的话，七郎此科是必中的。中举方可称“老爷”，有了补官的资格，即便是父母官当前亦勿需卑躬屈膝。关于其种种好处，七郎在《儒林外史》中已说了个通透。总之，冯家的社会地位能否提升，并不在攫取了多少财富，而是有多少混迹仕途的族中子弟。在贡院附近花大价钱租赁房子供七郎备考与族人中举孰轻孰重，根本就不用考量。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