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海陵南迁以后，金国朝廷的统制重心渐渐向南倾斜，向其经济重心靠拢。只是基于政治上的惯性，依然视东北为根本之地，不允许此地出现任何动荡。
自古以来，治理边疆无非软硬两手。
要么就在经济上加以提携，先求人人得保暖，家家有余粮，进而推动文化上的认同和融合，使百姓自然而然地倾向朝廷，认同朝廷；要么就在军事上加以镇压，凭借绝对的武力优势，对任何动乱的苗头一出即打，宁肯杀得血流成河，也要防微杜渐。
问题是，大金朝廷这两手，都没有做好。
在经济上，女真勐安谋克大举南迁之后，东北内地的农牧业陷入了长期的衰退，而诸多女真贵胃离开东北，又使得一度畸形发展的手工业迅速瓦解。这一来，剩下的诸多民族或部落无非渔猎为生。在这些部族看来，大金建立之前的几百年，我就在渔猎，大金建立之后我还在渔猎，既如此，捧你做甚？
而在军事上，就更别提了。女真人内迁，导致了其在人口数量上难以压倒诸多异族，为此，地方官员不得不格外提高警惕，对各部族加以防范。然而这种警惕和防范，本身就是引发冲突的焦点。
尤其是东北地方的契丹人，与朝廷的关系特别微妙。
契丹人是辽国灭亡之后，被金国强令迁入东北的外来者。为了在此立足，他们必须依附朝廷，与女真人合作、受女真人的驱使。所以东北招讨司和界壕长城沿线的所谓飐军、乣军，都充斥着契丹人，甚至有许多契丹人做到千户以上的骨干军官。
但有金辽灭国之仇在，女真人对契丹人的不信任，又是根深蒂固的。
大安三年起，蒙古国大举攻金，屡次派遣偏师进攻东北以为策应，自临潢至辽东遂一片大乱，赤地千里。
在这种局面下，金国设在东北的军政官员无力对抗蒙古军威，反倒以更加严苛的手段管治下属各族，以求稳固局势，坐等蒙古军自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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