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宋朝的法律或者说按照中国封建古代的习惯规定。不同级别的官员可以在不经上级或者是最高统帅部门的授权之下，调动一定数量的军队。
至于军队的多少不同朝代有着不同的规定，但在这方面奉行着以文抑武国策的宋朝，显然是规定数量最小的常态之一。
别说100多号儿士兵了，恐怕超过30人的士兵规模，都会询问一下带队的军官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或者要不要给你找一个外科大夫，以防止你被驴踢过，还不清楚自己是怎么得的脑震荡？
在这样的背景环境之下，几乎没有人敢在和平年代带的太多的军队在街上招摇过市，即便是中高级的军官。也只会老老实实的带着朝廷允许的随从，出墨于汴京城的大街小巷，而且他还必须将自己的全部姨丈都带出来，以表明自己是参与上朝之类的正式活动，否则的话，即便那些法定的随从们并不允许穿戴甲胄、手持刀剑，也同样会有可能引起别人的猜忌。
这就是宋朝的政治特色。
在这种政治特色面前，想要阻止一群追兵，对一个逃犯的追捕，最好的方式就是给她戴上一顶造反的大帽子，而且理由还是冠冕堂皇的，这并不是想要包庇任何人，而是希望阻止一场可能的叛变。
对于张继贤的那位老部下来说，这显然是他在棺材上打磨了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想到的方法，若是换成刚刚进入军营了，他恐怕此时的决策就应该是被拦住的那群人当中的一个小喽啰了。
可惜那群被拦住的人当中，不光只有他这样的小喽啰，还有一些厉害的角色，比如太后的那些心腹，再比如，他也认识的某些张齐贤曾经的袍泽兄弟。
他认识的人自然也不会不认识他，因此刚看了这个家伙在城门面前大声喧哗的时候，立刻就有人跳了出来，指着对方大声呵道：“小子你不想活了吗？难道不认识我是谁了吗？赶紧给老子把车门打开。”
其实笨重的成本此时仍然在缓缓的下落过程当中，要是这些人手脚够快的话，甚至可以趁着成本落下之前顺利的冲出去，但是他们都是在军营里呆惯了的人知道，从时间上来算虽然可以做到的事情，但如果强行去做的话，必然会受到外力的阻拦。
更何况宋朝这个特殊体制之下，如果有人想要实体性的强行去做什么事情的话，那么他在事后必然不可能避免野心膨胀的论调。。
所以即便是世界上能够做的到的事情，此时也必须停下来，先把理由讲清楚，然后才好名正言顺的去完成。这或许是一个成熟的政治体制该有的现象，但显然不是人们认为此时该发生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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