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和去职后，礼仪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新任礼部尚书汪俊，对来自南京的疏奏坚决反对，但世宗再不肯放过这一机会，直逼到汪俊同意将兴献帝改为兴献皇帝仍不罢休，又下令让张璁、桂萼进京官复原职。张璁、桂萼动身之前又上一疏，提出“礼仪不在皇与不皇，而在考与不考。”世宗于是敕谕礼部，追尊兴献皇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令礼部在奉先殿侧另建一室，安放皇考神主。汪俊不肯从命辞职还家。世宗令席书继任。大学士蒋冕见世宗撇开内阁，一意孤行，也学了杨廷和愤然去职。世宗不为所动，让石瑶担任文渊阁大学士，石瑶不事阿谀，上任后即奏请世宗停召张璁、桂萼。张、桂这时正在半路，风闻让他们回任，再次上疏，说“从邸报上看到尊号上仍带有‘本生’二字，此与皇叔无异，礼官有意欺君，愿来京当面质询”云云。世宗看后急召二人火速入京。二人入京后立即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专门负责仪礼事宜。七月，世宗根据二人的奏报，传谕内阁除去父母尊号中的“本生”二字，大学士毛纪等人力言不可，世宗怒气冲冲找到毛纪，责备道：“你们眼里没有我，难道还让我眼里没有父亲吗？！”接着将百官召到左顺门，颁示手敕，限四日恭上册宝。朝臣们从世宗不容置疑的口吻中，感到事态到了最后关头。七月十五日早朝后，修撰杨慎说：“国家养士百余年，节仗死义，正在今日！”当下得到许多大臣赞同，他与吏部侍郎何孟春等九卿以下237人，一齐跪在左顺门下，高呼孝宗皇帝。内阁大学士毛纪、石瑶听说后，也加入了跪伏的行列。世宗劝过两次后，不见收敛，大怒，遣锦衣卫逮捕了为首者8人，杨慎见此情景撼门大哭，众人也一起大放悲声，声震阙廷。世宗愈发恼怒，又指使厂卫抓了134人。两天后，他下令将为首者发配到边地，其余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杖之，有16人因受刑过重，先后毙命。毛纪上疏营救，世宗毫不客气地斥责了他，说他要结朋奸，背君报私。毛纪受辱不过，负气辞职。就在一片棒打声中，朱祐杬的神主自安陆迎到北京，摆放进奉先殿旁新建的观德殿内，上册宝，尊号曰“皇考恭穆献皇帝”。至此，历时3年、震动朝野的“礼仪”一案以世宗的胜利而告一段落。
礼仪之事的后果是非常坏的。自此世宗动辄就将不如意的大臣下狱廷杖，开了顺昌逆亡的滥觞。支持世宗的张璁、桂萼，分别被授予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主内阁，执掌大权。自此正直之士缄口，而一些侥幸之徒看到张璁等因顺世宗而升迁，也纷纷进言，极尽巴结。从此朝风骤变，勾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这种后果，是世宗始料不及的。
二、迷信僧道纵欲宫变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天公不做美，夏季西北大旱，秋季南方大水，反常的气象变化搅得世宗心神不定，寝食不安。这种失态，是因为他过于迷信，认为老天反复无常，大概要有灾难降临。太监崔文瞅准这个献媚的机会，告诉他修斋建醮祭告上天，可以避祸。世宗对这番鬼话深信不移，于是下令在宫中设立醮坛。他亲自选了年轻的太监20人，穿上道服，学诵经忏，所有乾清宫、坤宁宫、汉经厂、五花宫、西暖阁等，次第建醮，自此皇宫内香花灯烛，日夕不绝，锣钹幢幡，沸沸扬扬，把紫禁城变作了修真道院。当时的内阁首辅杨廷和与吏部尚书乔宇实在看不下去这种闹剧，苦苦劝谏世宗停止建醮，远离僧道，但世宗先是置若罔闻，后是疏远他们，对其他劝阻的职位较低官员则分别给予处罚。在杨廷和等一批重臣被罢免后，世宗崇奉僧道更是肆无忌惮，尤其登位几年后更是一心只想长寿，从此终日礼佛拜道，而将朝政几乎全部搁到一边。
嘉靖三年冬，世宗听说江西道士邵元节有长生之术，下诏将他召进皇宫，交谈后大加宠信，敕封其为“至一真人”，为他在京城中建了真人府，总领道教。邵元节将宫中原设的斋醮，重新整理了一番，上上下下跟着这个方士，忙得一塌糊涂。
斋醮仪式上，需用写给“天神”的奏章表文，一般为骈丽体，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故称为“青词”。世宗把能否写好青词作为衡量文臣学识高下的标准，许多大臣为了取得他的青睐，终日琢磨青词的写法。醮事不断，青词也就花样翻新，满朝之中，形成了攀比撰写青词高下之风。
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邵元节病死，世宗这时正在安陆谒墓，听到这一消息，哀恸不已，亲书手谕，派太监及锦衣卫护丧归籍。邵元节死前曾给世宗介绍了方士陶仲文。陶仲文教唆世宗用童女初潮的经血做原料，制作“元性纯红丹”，说服后可以长生不老。世宗信以为真，传谕各处的地方官，挑选了300余童女入宫，为制药做准备。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陶仲文又赢得了世宗的宠信，平步青云，官至少保、礼部尚书，又兼少傅，食一品俸，总领道教之事，后来，又加封为少师。陶仲文的子孙、徒弟也大批被录用在朝廷做官。
世宗信奉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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