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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趋于科场。学校教育自宋初以来，官学甚少，以书院为主要教学形式的私学逐渐兴盛起来。对此类书院，真宗也给予了扶持。
真宗在实行政治改革的同时，也积极寻求经济富强之道。在他即位的当年五月，下诏说：“国家大事，足食为先。”以国家未有9年之蓄为忧，令两府大臣讲求丰盈之术。他还对侍臣说：“经国之道。必以养民务穑为先。”诏三司每逢岁稔之年，要增广市籴以实仓廪。重申转运使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劝课农桑。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命度支郎中裴庄等官员分赴江南、两浙等地，发官廪赈恤受灾饥民，蠲除田赋。诏令有司减罢各种无名力役，暂缓土木营建，以休养民力。又令陕西沿边地区广兴屯田，把士卒戍边和耕种结合起来，还诏令全国，凡民户有能力开荒，所开荒田不必加租税，准许无田税农户请佃荒田垦种，5年后从轻定纳赋税。为了使民户有能力进行生产，又推广衣部判官马元方创制的“预买绢”法。即在每年春季民力乏绝之时，官府借贷户缗给农户安排生产、生活，俟秋收后以绢输官偿债。
真宗本人也以勤政为要。他制定的工作日程表是：每天清早在前殿接见中书、枢密院、三司、开封府、审刑院各部门的请对官员。听闻奏事，能决定的立即答复。早饭后处理各司奏事，批阅奏章，直至中午。下午看书学习，安排各项例常活动，晚上则多召儒臣进讲，询访为政得失、探讨经史等。他还以刑狱直接关系到国治民安，首先恢复了废置已久的各路提点刑狱官。后又以京师狱讼繁杂，专门设立了“纠察在京刑狱司”的机构。为防止刑狱伪滥，诏命诸州长官亲决狱讼，疏理冤滞。各地县尉司不得私置狱。又命给事中柴成务等人，编集《新定编敕》856条，镂板颁行，与律令格式、刑统并行。
同时，真宗也下诏严格约束皇亲国戚以及宦官。他的姑母秦国长公主为其子王世隆求官正刺史，真宗婉辞拒绝，说：“正刺史系朝廷公议，不可。”他的妹妹鲁国长公主为翰林医官赵自化求升秩，也被他拒绝。驸马都尉石保吉家中发生家仆偷盗一事，石保吉面请真宗，乞加重罪，又欲在他家中设刑问罪。真宗以国家自有常法，不允，命交有司处决。
由于真宗在即位之初的几年中，能广开言路，锐意兴革，勤政治国。所采取的措施促进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全国人口由他即位初年的400多万户增加到近800万户，出现了后世所称的咸平之治的小康局面。
真宗在加强国内统治的同时，也密切注意同邻邦的关系。当时宋朝的外部威胁主要是北邻的契丹政权和西邻的党项政权。
自太祖以来，契丹政权始终是宋朝北部的主要威胁。太宗曾大举用兵，期望收复宋朝北部的国防重地、在五代石晋时割让给契丹的幽、蓟诸州，结果大败而归。此后宋朝对契丹便主要采取守势，用以险设防的策略，开辟边地河道、水塘，种植水田，作消极防御。
就在此时，契丹方面却先发制人，于公元1004年进犯宋土。契丹军疾风暴雨般的进攻，使宋朝廷内部惊慌失措，大臣王钦若等请真宗逃往金陵（今南京）避难。在这紧要关头，宰相寇准主张积极抗战，力请真宗北上前线，领兵亲征。真宗虽惧怕赴河北，但觉得南逃之议也不可取，只好硬着头皮勉从寇准之议。这年十二月，真宗从京城出发，北上澶州。真宗在澶州北城门楼，接见众将帅。城下诸军，见皇上亲征，欢声雷动，备受鼓舞。这时先后集结到澶州周围的宋军达几十万人，将士们只等朝廷发布号令，便驱逐强敌，复仇雪恨。河北前线各地的军民闻听真宗亲征，也纷纷发动攻势，出击敌人。
契丹军这时深入宋境，数战受挫，给养困难，士气低落。辽圣宗耶律隆绪和萧太后采纳宋朝降将王继忠（咸平六年望都之战被擒降敌）的建议，派人传信给真宗，提出罢战议和。这正合真宗的心意，他当即回书表示，宋朝也并非喜欢穷兵黩武，愿双方息战安民，派殿直曹利用为使议和。契丹复派使韩杞面见真宗，得出以索还后周世宗时收复的关南故地为罢战条件。真宗深怕割地议和，为后人唾骂，嘱曹利用只要不割地，可不惜重金与之言和。曹利用问到底可允许给契丹多少，真宗不加思索地说道：“若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后在寇准的坚决阻拦下，才没给那么多，双方以宋每年给契丹银绢30万两匹达成协议，罢战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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