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念平哥独自离开了机构。听其他学长说，整个机构里，他是唯一一个拥有外出特权的人。我没有多问为什麽，因为社工早三番两次交代过，这里是高度保密的庇护所，不该问的别问。
这座巨大的建筑瞬间变得有些空荡。念平哥不在，我算得上「认识」的，也只有稍早一起在三房聊天的两位学长。在这种充满未知与潜规则的环境里，我只能像个没有灵魂的影子，紧紧跟着他们，他们做什麽，我就跟着做什麽。
直到我的个管社工来了。
他姓陈，是一个满腔热忱想帮我，却在庞大的官僚体制前毫无实权的约聘社工。他一见到我，便满脸愧疚地连声道歉，为了昨天那个差点要了我命的「警察抓现行」计谋而自责。
其实我不怪他。因为无论过程多麽惨烈，我终究是逃出来了。现在的我，满脑子只在乎一件事：我到底能不能跟奶妈一家人联络？
会谈室里，我压抑不住内心的委屈，几乎是对着他怒吼：
「为什麽我不能回奶妈家？奶妈明明就说过无论如何都要我！」
「犯错的、施暴的是我生母，结果最後被关在这个鬼地方的人却是我？」
「她都已经把我打成这样了，凭什麽她还能保有亲权？」
「你们身为社会局，难道连把我送回真正视我为家人身边的公权力都没有吗？！」
那个十四岁的我，根本不懂法律的死板。我不知道在体制面前，一张印着血缘关系的户口名簿，原来拥有着足以压死人的绝对权力；我更不知道，要把我送回那个毫无血缘、却视我如己出的奶妈家，竟然会困难到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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