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者：迩来乘富贵之资力者，或夺人之田以为己物，阡陌绳联，弥望千里；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为开辟以来未之有者。
贫者：为了避免家庭人口过多带来的沉重负担，江南甚至盛行杀婴习俗，虽有敕“生子而杀，刑名告赏”但见效甚微；苏轼亦言“鄂岳间田野小人，例至养二男一女，过此则杀之”。
大定之所以对外军事无力，除了军事制度的束缚外，经济也是一个主要原因。打仗就要花钱，如果向豪门富户征取，会造成官僚与地主阶级离心离德，由此导致常氏的统治基础不稳；那只有向本已赤贫的老百姓征收，反过来进一步迫使贫民依附于“巨室”，土地兼并再一次恶化。
简而言之，大定确实繁荣，不过那只是属于地主阶级和文人的专享。
而大定承五代遗制，将乡村主户，按财产多少，划分为五等，一、二、三等户为上户，其中，二、三等户也称中户，四、五等户称下户。
主户分等以家业钱多少划定，既要估算“田亩物力”，又要估算“浮财物力”。
田亩物力也叫实业物力，一般须依土地的肥瘠，而定价值的等差。好田和坏田的家业钱额可以相差好多倍，甚至十多倍，而各地区的田亩物力分多少等，显然也各不相同。
浮财物力的折算，显然比田亩物力更加复杂，也更易流于苛细。“以定户等”和分摊役钱连小农具、小家具和小牲畜等都须折算家业钱，每家业钱一贯纳十文役钱，十贯纳一百文役钱。正是“推排物力之际，弊出百端，升降增减，初无定数。富室输财，必欲销减；乡民执役，互相隐藏。乃若深山穷谷之民，一器用之资，一豚彘之畜，则必籍其直以为物力，至于农氓耕县、水车皆所不免。”估算浮财物力本来就是很麻烦的事，什么物件应当估算或不应当估算，朝廷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很具体、很详尽的规定，只是听凭地主和“执役”的乡胥县吏通同作弊，结果自然是“升降增减，初无定数”，而使贫民下户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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