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二十四年二月，太祖麾下西吴军廖永忠部兵临武昌城下，陈理出降，汉亡。陈理至应天，太祖封为归德候。数年之后，太祖出于“安全感”，将其送往高丽定居，遂“平安无事”也。
范仲淹、韩琦的变法，在变法初期，通过自断一臂来使得大定王朝政治和吏治呈现空前清明现象，而变法改革者穷追不舍，新、旧派政治斗争过于激烈，最终的结果导致变法失败。
国家耗费了大量财力和物力堆积起的新政，直接横空就浪费掉了，而整体政局因为旧派的强力反弹，重回变法前的模样；这就是定仁宗时期第一次改革带来的党争，而最终引起了国家实力受损。
有识之士认为，国家战略形式和国内状态只能循序渐进的发展，大定是不具备承受政治大变动能力的。既不能怪新党推行的改革变法是错误的，也不能否定旧党保持的维护现有基础上慢慢改革的谬论，只能怪大定王朝所处的时期是一个多超争霸的年代，北方有强大的契丹人和女真人，而西北有顽强善战的党项人，西南又有实力不弱的大理人，大定处在多战之地，这样的地缘劣势，就注定了王朝时刻都得抗住外部压力。
当初丢失的幽云十六州，等于丢掉了北方重要的屏障，这样时刻面对北部骑兵威胁的沉重压力下，定庭内部是经不起内耗的；外部压力，造成统治者无法有效压制文臣集团。而迫于这种压力，导致了大定统治者，无法随心所欲的去支持或者压制文臣集团的某一方。
党争之祸，给国家财政和人才建设带来的极大的损害，文臣不再履行一个忠臣的使命，能臣也不再
惦记庙堂之上的天下事，成为了奸臣执政，贤臣外放的病态局面。
而当外族虎视眈眈之时，崇宁帝还在为成为“艺术大家”而沾沾自喜，当国内造反浪潮一声大于一声时，所谓的“国之重臣”们却在东京酒楼红院流连忘返；国家的疲弱军备和政治积弊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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