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者之间最大的区别便在于此，在科举制未出现之前，士族门阀一定是先有在朝中做官的先辈，才会有士大夫这样的士族子弟。
科举给大家族、宗族、庶族地主们提供了机会, 这些较为有实力的群体，为了在封建社会的环境下得到发展与庇护, 最重要的事情便是要培养一个能考上科举的读书人。
而普通家庭是否能培养这样的读书人呢？事实上是非常少的, 在封建统治时期，属于匮乏经济，很少有人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去学习，农民们在田地里长时间劳作，才能获得糊口的收入，生产和学习，本身就互相排斥。
虽然科举制度大大减少了上升空间的限制，但是贫苦农家子弟想要读书做官，说是百里无一也不为过。
“十年寒窗”指得绝对不是“寒门”，孟子说“劳心者食于人”，只要靠别人供养的人才有办法读书学习。只有地主和大家族们才有能力送年轻一辈去读书，考科举。
在历史上，像明朝那样大范围贪腐，清朝“和珅”这样的官员并不多，且风险非常高。官员的贪腐代表着皇家财富的流失，绝大部分皇帝是不能容忍这种行为的，做官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那么为什么这些大家族们要培养年轻人去做官？
很简单，最初的动机一定是为了做官以后来庇护整个家族，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这些官员们上任后，在一千多年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大环境下，自然没有什么改变国家、改善民生的理想抱负，反而越是接近皇权，越是“伴君如伴虎”。
衣锦还乡才是大部分官员的最好归宿，当他们告老还乡，依旧可以做地主，在地方事务上有高度的话语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士绅”。
士绅可以是告老还乡的官员，或者官员德高望重的长辈，亦或是受过教育的地主，当他们成为士绅的那一刻，就告别了“正式权力”，走向了“非正式权力”。
士绅宗族的权力大的难以想象，这官员上任，得先来拜码头，不得到他们的认可，想要安安稳稳的坐在这县太爷的位置，就必须借助士绅及地方精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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