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忙来忙去，没抽出空儿来。”父亲辩解着。不过慑于二爷的权威，他只是嘟囔几句，低得自己也听不清就算了，他绝不敢用对待母亲的那种态度对我二爷说话。
我站在身后很难过，仿佛二爷批评的不是父亲，而是我。我家那种事事落在人后带给我的羞耻感，和无力改变事实的无奈感让我极度痛苦，感觉到五脏六腑在体腔里煎熬翻滚着。
父亲安排完就走了，母亲叫来洪洋嫂子帮忙，将硕大的棉花包架到独轮木推车上，用绳子系紧，洪洋娘离开后，母亲蹲下身，两手分开握紧车把，沉闷地“嗯”了一声，提起车把向前，用力一推，手推车“吱扭吱扭”驶向加工站。虽然母亲没邀我同行，但我一声不响跟在后面，唯有这样才能缓解我心底的负罪感。
加工站里的机器“嘭嘭嘭”地响着，工作人员紧张有序，从这头塞入棉花，机器发出沉闷的吼声，接着，底下稀稀拉拉地落下一粒粒黑色的棉籽儿，前边的传送带上则出现一层洁白而柔软的棉絮。那棉絮轻轻柔柔的，仿佛缭绕的云彩，让人忍不住上前摸摸它们。
“夹着手呵。”工作人员警示着我。我忙把手抽回来，站在近处，看那些“白云”继续游动着，在我的凝视里结束了加工。
母亲付了钱，收好棉籽儿，打好棉絮的包裹架到车上，高高兴兴地回来了。
父亲把棉籽倒到一个大盆里，加入足够的清水，盖上盖垫，放在三月绵软的阳光下晒着。种子彼此依偎着，滋润着水分并享受着阳光的温暖，外面的世界太美好了，它们都想探出头来看看。两三天后，父亲揭开盖子，搅拌那些种子，捡出几粒举在阳光下看，但见种子的“嘴巴”张开了，吐出嫩绿色的“小舌头”。
父亲招呼母亲从灶间扒出一些草灰，平铺在地面上，将盆里的水沏干，把种子甩净放入草灰里。种子和草灰搅拌后，一粒粒松散着，颗颗分明，有利于下种。
“走，种棉花去。建强，去牵驴，我要套地排车。”二爷说。“地排车”，最早是木制的，前面有辕，套入大型的牲口拉行。后面有斗，可以装载东西。
二爷套上地排车，拉着犁把、大耙和“木楼”，拉着我们，驱车来到地里。二爷卸下地排车，套上大驴，后面拉着犁把，开始翻耕土地。冒着碱花的土地被翻开之后，一趟趟一行行，宛如风在湖面上吹起的波浪。他卸下犁把，再套上大耙，将土地耙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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