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严厉的经济手段施压？”格洛普沉吟的想了一下，然后开口道：“我们已经将投入中国的资金全部撤出来，难道这还不行吗？”

        李斯特没有说话，而是从桌上的公文里取出了那本《国家利益》杂志，递给格洛普：“我建议各位回去读一读上面的一片名为《历史的终结》这篇文章，他将西方社会与非西方社会，人类的组织架构与未来的前景分析的相当透彻，说实话站在这个大时代的岔路口，我们的眼光要超越单纯的经济领域，要更深入一些，特别是对中国这样市场经济不发达，甚至有悖于经济规律的国家。”

        格洛普点点头，那期杂志翻了翻，然后传给邻近的一位投行高管，等着杂志在每个人手上传阅一遍后，李斯特这才收起来，重新转过身就着写字板开始向各位投行高管介绍中国的具体经济状况以及其他的细节。

        等这处咨询业务结束，李斯特没有停留，拿着同样的套路跑去另一处美国金融业高管聚集的场所又来了一遍。

        类似的咨询与培训，李斯特一做就是两年，倒不是李斯特真的洗心革面转型做这一行，问题是他现在除了干这一行没别的事情可做。

        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中美从1989年开始双边的贸易遇到极大挫折，李斯特到是想在中国搞投资，那样他赚的会更多，自主权也更大，但美国方面的政策却极大的限制他的行动。

        既然无法做熟悉的中国投资，在美国国内他这样新迈入资本领域的小角色又没法跟人大佬竞争，又不想离开这一行，还必须保持人脉，怎么办？自然是发挥自己最大的优势，在这个圈子扩大影响力了。

        而李斯特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当然就是对中国的熟悉。

        要知道资本的先知先觉性，令他们对新兴市场有着极度的敏感与投机性，正因为如此，当中国改革开放伊始，美国的各大厂商及其背后的资本便嗅到了商机。

        然而投资这东西并非拍下脑袋就往里砸的，总得要考察考察，评估评估顺带与中国的政商界沟通沟通，不然就不投资，而是扯淡。

        但美国的大公司与大资本却没有与中国沟通的直接渠道，于是一些能与中国方面联系上的中介公司、咨询公司便应运而生。

        其中最著名便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创办的中介公司，利用其与中国良好的个人关系帮助众多美国大公司、大资本落户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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